玄谈收夏暑，殷殷话语长。2018年6月28日星期四下午两点半，在科技楼806室，“异之读书班”盛邀戴伟教授第四次开讲。

戴伟教授讲课

一、今古文之争的肇始发端

  本次开讲的主题是“经古文之争”。我们一般而言的“经”是指儒家的“五经”（《诗经》、《尚书》、《礼》、《易经》、《春秋》）、“十三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左传》、《春秋榖梁传》、《春秋公羊传》、《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对这些典籍的传承又有“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而今古文之争源于汉初，结束于清末，为此争辩敲响丧钟的是“五四运动”。

（一）、因由——背景

  其实今古文之争的肇始发端只是汉初儒家内部的派系之争，其时代背景源于秦大一统以后的焚书坑儒，司马迁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记载：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由此儒家的学说开始被尊崇，但是眼前的问题在于由于“焚书坑儒”，儒家的经典典籍遗失殆尽，如何很好的传承儒家文化，文本载体成为眼前的首要问题，西汉前期以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定儒经，并以当时诸儒师的见解予以解释和传注，后来对应古文经学派称此派为今文经学派。由于此问题的存在，于是诞生了两种经典的传承路径，一是仅凭自身纯熟的记诵而传承，这就是伏生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伏生系孔门弟子轌子贱后裔。秦统一后，朝廷设博士70员以备顾问，伏生即为其一。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冒着生命危险，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秦亡汉立，儒家学派逐渐复兴，汉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伏生掘开墙壁发现尚有29篇保存完好，这便是成为中国古代史宝贵资料的《尚书》。伏生壁藏《尚书》并将其传播的事迹传到朝廷，汉文帝非常重视，欲召他进朝，但此时伏生已年愈九十，不能出行。于是文帝派时任太常掌故之职的晁错到章丘伏生家中，当面授受。伏生因年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他的话只有其女羲娥才能听懂，只好先由伏生言于其女羲娥，再由羲娥转述给晁错。终于将伏生胸藏《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补叙出所失篇章，才使《尚书》得以完整流传。

（二）、因由——文字演变

  一般而言古文经学是用先秦六国的文字（大篆）“古文”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秦始皇焚书时，六经、诸子都被焚毁，汉朝学者传习的经书，大都是用“隶书”书写的，称今文经。但是以后在山崖屋壁陆续发现了一些被埋藏的儒家经书。例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经传，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又例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到不少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并在他自己的王国里为《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毛诗》、《左氏春秋》也属古文。王充的《论衡》，《正说篇》说：“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谢短篇》也说：“宣帝之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易》一篇，名为何《易》？此时《易》具足未？”，这些都是古文，这些古文经传，都藏于汉朝的秘府，不立官学，只是民间学者私相传习而已。

戴伟教授讲解文字

究其缘由应追溯汉字的发展演变：

  甲骨文→金文→籀文（大篆、古篆）→小篆→隶书

1.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记载的最早文献，殷商的统治者喜占卜，并且其还有专门的从业人员：巫。卜是象形字也是拟声字，既代表龟壳爆裂的纹路也代表龟壳爆裂的声音；“占”上半部分代表钻孔的工具与过程，下半部分代表龟壳，占卜所涉及的领域很多：天象、战争、疾病、祭祀等等。甲骨文最早出土于何时，尚无定论。河南安阳殷墟一带，自北宋以来就不断发现商代铜器，当地在千百年前即有甲骨出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学术界基本认同清末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而关于具体发现过程则有两说。

  第一说源于刘鹗的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龟版之后，被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并运至北京售卖。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素来喜好收集古物，通晓金石文字，从古董商手中高价收购了这批甲骨。

另一说流传甚广，与中药“龙骨”密不可分。龙骨一般是指远古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中医认为其可以入药，有治疗咳逆、泻痢、便血的作用。后来，甲骨代替龙骨，用于药用，河南安阳一带有人甚至世代以此为业。在这一过程中，甲骨文资料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染疾服药，偶然在中药中的龙骨上发现了古文字。

  清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买了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其子为还旧债而出售家中所藏古物，他所收藏的甲骨，于是在1902年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另外，刘鹗还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那里购得3000余片甲骨，从友人方若那里获赠300余片，又派儿子去河南购得1000余片，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甲骨收藏大家。在好友罗振玉的建议和帮助下，刘鹗于1903年11月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此书从刘鹗所藏的甲骨中采用1058片，由罗振玉亲自选拓，其中伪刻5片，自重3片，倒置12片，甲骨反面有字而未录的有40片，骨臼有字而未录的有4片，虽然如此，仍瑕不掩瑜。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1910年罗振玉释读出了10位殷王的名谥，证明这些有字甲骨确为殷王室之遗物，并进一步推断安阳小屯村正是古文献所载的殷墟遗址。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其中以罗振玉年龄最长，接触甲骨文也最早，而位列“四堂”之首。。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沫若对甲骨文也有独到的见解，一般而言，“王”：一贯三为“王”，三代表着八卦中乾卦的天地人，这些事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的解读，而郭沫若则认为：

“士”的金文字形与“王”的甲骨文字形略有相似。王，有的甲骨文字形像带手柄的宽刃巨斧。有的甲骨文在战斧（士）的基础上加一横，表示“王”是超级的“士”。造字本义：最大的战斧，借代战场上所向无敌的统帅。金文承续甲骨文字形。有的金文淡去了斧形。篆文承续金文字形。篆文的“玉” 与篆文的“王”字形相似，区别在于：“王”的三横疏密均匀，而“王”的三横上密下疏。在远古冷兵器时代，军人所使用的武器，代表军人的级别与地位：身在前线用小型战斧作战的叫“兵”；身在将帅身边使用大型战斧的高级警卫叫“士”；使用特大战斧的将帅叫“王”。带刃的木制武器叫“帝”；文治天下的叫“君” ；头戴金冠之王叫“皇”。

2.金文

  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

3.籀文

  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于在春秋时秦人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个字，因此叫籀文，据说“籀”的意思是“诵读”。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秦襄公时所刻，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籀文是周朝晚期使用的文字，为显示国威，于是将原本的钟鼎文的文字，繁化而成为籀文，详见《史籀篇》。亦是小篆的前身，由于在周朝晚期史籀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个字。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周宣王打猎时所刻，推测和《史籀篇》中文字相似，是目前可见，最接近籀文的代表。

4.小篆

  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的六国文字，创制了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国的汉字出现了简繁不一、一字多形的情况。秦始皇灭六国后，下令以秦国的“小篆”作标准，统一全国文字。篆体，又称为“篆书”，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

4.隶书

上面是手，下面是牛尾巴，意思是一个人用力抓住牛尾巴，同时隶还有辅助之意，原因在于其比小篆的书写速度要快，是记录事件发生的最好辅助。同时用隶书记录文献的文字称之为今文经，用隶书以外的六国文字记录的文献称之为古文经。

（三）因由——学术纯粹性与权力之间的博弈

  古文经学派属于民间的西汉末东汉初的马融、郑玄、许慎为其主要代表。同时西汉末王莽是古文学派的鼓吹者，由于汉室皇室身份的正统性，所以古文经学派在东汉受到打压，逐而变成皇室的权力之争的体现。唐代的白居易在其《放言五首·其三》中写道：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1.许慎

 许慎的《说文解字》花费其半生之力，铸就古文经学派的典范之作，其目的是为捍卫古文经学的主导地位，而班固的《白虎通义》也是古今之争的产物。而《说文解字》是首部按部首编排的汉语字典。原书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后因年代久远而失传。宋太宗雍熙三年，宋太宗命徐铉、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解字》，分成上下共三十卷，奉敕雕版流布，后代研究《说文》多以此版为蓝本，如：清代的段玉裁注释本即用此版《说文》为底稿而加以注释。《说文解字》原文以小篆书写，逐字解释字体来源．全书共分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说文解字》是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对于《说文解字》都有许多学者研究，清朝时研究最为兴盛。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尤备推崇，四人也获尊称为“说文四大家”。

2.郑玄

 郑玄曾跟随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学习古文经，后来外出游学十多年，把握经书的源流，辨析学术，考溯源流，花费了很多精力整理篇章，条贯篇目，确定编排。为此，他搜求各家学说，仔细考订异同，进行归纳和判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注疏有《毛诗》、《周易》、《论语》等儒学经典。家藏经籍逾万卷，多以儒家经籍为主。但《后汉书·郑玄传》称其“所好群书，率皆腐敝”。郑玄囊括大典，综合百家，遍注群经，将今、古文界限打破，达到了经学的融合与统一。郑玄所注经书，代表了汉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被称为“郑学”，对后世经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至今保存完整的，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合称《三礼注》，还有《毛诗传笺》。失传后，经后人辑佚而部分保存下来的，有《周易注》、《古文尚书注》、《孝经注》、《论语注》。此外，他还曾注《春秋左氏传》，未成，送予学者服虔，遂有《春秋服氏注》。 事实上，郑玄遍注群经，远远不止这些，这里仅列举了主要部分。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郑玄的著述共约有60种之多。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说，他致力于经学，是为了“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即是说，他的目的在于阐述儒家思想，使之发扬光大。历史地看，郑玄注经的成就是相当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汉书》本传总结郑玄的经学成就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这一评价是符合毕实际的。

二、今古文之争的嬗变：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都是传世文献，例如：《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等，《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除文宗阁外，之所以其他存放《四库全书》的地方的名字都有三点水，原因在于《周易》里面强调“天一生水”的传统，因为水克火，所以都加了三点水，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代表之作的天一阁，其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传世文献有一定的弊端就是与当时编撰者思想相悖的或当时统治者意识形态相冲突的一般都不会录用或者被篡改，例如金元时期针对汉人的大屠杀，张献忠碑也称“七杀碑”等。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就是出土文献其包括：老出土文献，例如：《竹书纪年，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丕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亦称《汲冢纪年》；新出土文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大考古系的李学勤、李零，主要代表典籍为：清华简、上博简、郭店楚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

最后，杨楹教授作了精彩的点评，点评从三个方面展开：

文化在差异的比较中发展。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张力问题。

第三、《十三经注疏》等传世文献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渊源脉络。

戴伟教授与读书班人员合影

经济管理学院  杨楹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