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伏云高淡，古今争尤酣。千年经之古今辩，成一幅壮丽的文化景观。

“异之读书班”恭请戴伟教授讲授文化专题第四讲，内容是“经——古今文之‘争’”。

戴伟教授讲课

  戴教授着力解读中国传统经学“传”之两条不同的取向与路径，勾勒出“经学”嬗变与传承中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路向的历史流变，呈现出中国文化“传世文献”之形态。

  戴教授指出，透视中国文化史上始于汉初，直至清末，到五四时期才真正结束的经学“古今文之争”，旷日持久绵延千年，构成中国文化一幅壮丽的“景观”，究其本质而言，乃是文化经典传承路径合法性与正统性之“争”，是文化之“利益”之博弈。

在此，“经——古今之‘争’”之起始的时间节点是汉初，“今”即是指汉代的文字，“古”即是汉之前或古代的文字；如是，形成了以汉代文字（“隶书”）所记载的经典文献为根本和权威的学派，即“今文学派”（又称为“今文经学”），和以古代文字【甲骨文、金文、籀文（大篆、古篆）、小篆】所记载的经典文献为根本和权威的学派，即“古文学派”（又称为古文经学）。

换句话说，从文化历史形态来看，两汉经学，所存“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从其端倪和肇始而言，乃仅仅是汉初内部的学术之争。因为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今文经，则是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而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诸多方面都有差异。譬如，

（1）在对待孔子态度上，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2）在学习经典顺序上，今古文经学视经典的学习顺序的不同，源于两派对于孔子的定位不同。今文经学视孔子为教育家、思想家，所以将五经顺序定为《诗》、《书》、《礼》、《易》、《春秋》，由浅入深；古文经学视孔子为史学家，将五经顺序定为《易》、《书》、《诗》、《礼》、《春秋》，按时间顺序排列。

（3）恰如钱穆先生认为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利益之争，当是定论之言。其兴盛与衰落，则与现实的政治利益之间具有相应的关系。

总的说来，西汉以“今文经学”为主，西汉与东汉之交，以王莽为代表的则是以“古文经学”为主，东汉则又是以“今文经学”为主。具体而言，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戴教授在讲授“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中，强调“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有“官方之经”和“民间之经”的分野，并指出“古文经学”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过分依赖古文字，贬视“今文经学”的合理价值，更为严重的是“古文经学”者为了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权威性”而妄为“伪造文字”而落得“贻笑大方”。

  戴教授以中国“文字”的演变之径为依托，以文化思想、思维的流变为内核，以经学与“现实”之张力为指向，以“古今经学”为界面，以“文化考古”为手段，剖析了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

  最后，戴教授再次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为抓手，提出重写中国文化史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戴伟教授与读书班成员合影

戴伟教授与读书班成员合影

经济管理学院  杨楹供稿